11岁的小炎，躺在长征医院病床上。两年前，他患上尿毒症，须靠每天中午和晚上进行腹膜透析维持生命。等待换肾，是他当时唯一的生存希望。

    为了挽救儿子生命，妈妈半年多来每天不吃晚饭坚持减肥，想让自己尽快瘦下来，好把自己的一个好肾脏捐给儿子。

   小炎是幸运的。年初，他获得一份意外"馈赠"。一名出生50天的小病人不幸夭折，其父母希望"孩子的器官能在世界上继续存活"，因而选择了捐献。经过配对与手术，小炎正在逐渐恢复健康。但类似例子，并不多见。供体的缺乏，让很多病人在无尽的等待中抱憾逝去。

    上海于2012年12月启动器官捐献试点以来，已完成10余例器官捐献，挽救了20多人的生命。然而，这一善事依然困难重重，常常徘徊在绝望和希望之间。

    难题一:公众的理解

    "你了解器官捐献吗？"

    张雷设想过无数次，怎么跟准捐献人的家属开口讲第一句话。张雷是长征医院器官移植科的一名医生，同时也是上海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的一名专家成员、持证的捐献协调员。

    张雷说，最难的是开口说第一句话。"家属正在伤痛之时，任何不够慎重的话都可能引起不快。"因为传统观念一直是逝者要"入土为安"，不能"死无全尸"，所以真正在生前就表达器官捐献意愿的人并不多。目前上海开展的几例器官捐献手术，都是逝者家属率先提出的。

    2013年8月21日凌晨，试点启动大半年后，上海第一例器官捐献手术在长征医院实施。捐献者黄先生因突然颅内出血去世。他的一肝两肾成功移植给3名终末期器官衰竭的患者，目前，受者和移植的器官状态良好。

    原来，黄先生的儿子因罹患慢性肾功能衰竭，其早前就想捐一个肾给儿子，但小黄不忍接受。黄先生病情不治后，家人希望能促成此事。遗憾的是，医疗组专家发现其血型与儿子不相容，无法实施移植。黄先生家属听到这个消息，都很失望，甚至对捐献有些犹豫。

    器官捐献协调员告诉他们，还有很多其他病人在等待生命的奇迹；联想到小黄等待肾源时的焦急，家人最终签署了捐献志愿书。

    "真的是善有善报，后来又有一例患者器官捐献。因为家人有过捐献行为，小黄在等候系统中排在前列。通过电脑平台分配，小黄也获得了合适的器官。"张雷说。

    不过，也有遗憾的案例。张雷说起来有些难过:不久前，一名53岁的女子意外去世；尽管她生前表达过捐献器官的意愿，但女儿不同意，最终捐献没能完成。

    实际上，供受比的差距，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不少国家均在更改器官捐献法，试图让器官来源更多一些。西班牙法律规定，所有公民都被视为器官捐献者，除非公民在生前表达了相反的意愿。如果死者生前通过遗嘱表示愿意进行器官捐献，家人的决定将被视为无效。德国规定，医疗保险部门会定期询问每名年满16岁的德国公民，是否愿意在死后捐献器官。

    难题二:医疗上的判定

    第二军医大学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朱有华有着几十年的器官移植经验。

    "器官移植的最佳时间是脑死亡后、心跳停止之前，否则移植效果会大打折扣。"朱有华说:"由于我国法律还没有明确脑死亡就是生命终结。不少家属会觉得脑死亡的病人还有抢救机会，怎么可以在这种状态下 朱有华做过一次惊心动魄的"脑死亡"病人移植手术。那是在2001年，国内还没有出现过由脑死亡者供脏器的移植手术。朱有华却为两名尿毒症患者实施了肾脏移植术，而肾脏的来源是江西小伙子谢海文－－一名脑死亡患者。

    手术很顺利，朱有华却面临了极大压力。一场关于脑死亡能否作为判定死亡标准的争论，席卷了整个医学界和法律界。

    从会诊检查到手术结束，长征医院用摄像机完整地记录了整个过程。朱有华手上，也保留了一整套证据。而当时接受器官移植幸存下来的吴先生，至今仍身体健康:"我现在不是一个人活着，还有恩人的生命在我身上延续。"

    在上海的试点中，脑死亡的认定程序十分苛刻。每一个案例都需要专家会诊评估，伦理委员会审核。按捐献流程，市级医学评估专家组会到医院会诊。随后，医院的器官捐献伦理委员会召开会议，审核查看临床资料和所有签署的文件，并会见家属。

　　另外，器官分配也在全市统一平台进行，首批17家医院试点人体器官捐献，但分配的枢纽只有一个－－上海器官捐献办公室。器官分配方案长达339页，制定了一系列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例如，区域优先、病情优先、年龄优先、等待时间优先、捐献者优先等。该电脑系统能在1分钟内自动科学地提供出最公平的供受体匹配信息，能最大限度地排除人为干扰。其中，家族中有过捐献者的，可优先获捐赠。

    难题三:人性化的运作

    张雷还有一重身份，即器官捐献协调员。然而在其看来，他这样的协调员不算完全称职。

    在国外，协调员是全职的，并且由第三方机构的人员来担任，他们24小时"oncall"，有时在急诊或重症室门口，发觉一些潜在有捐献意愿的对象，就会与他们聊天，帮助他们完成诊治等事情。而目前中国的器官捐献协调员队伍建设才刚刚起步，人少，实际的经验也不足。

    协调员是个充满矛盾的职业。手术室外，他们等待的是死亡，又是新生；ICU病房外，他们劝说的是放弃，又是坚守；他们带给家属的是绝望，又是希望。

    张雷觉得，这一角色是器官捐献人性化运作的重要一环。"当然，做得还很不够。"目前协调员都是在家属表达意愿后才开始介入，"我们需要做得更加人性化一些。"

    黄先生捐献器官后，市红十字会举办了一场小型而温馨的遗体告别仪式；相关负责人向其家属表示感谢，并颁发荣誉证书。张雷说，除了一些荣誉，相关丧葬和救助也可以同时跟进。据了解，浙江明确规定民政部门需对器官捐献者减免相关丧葬费用；对捐献者家庭经济困难的，可给予最高达5万元的一次性救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