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3月，北京遭遇非典，上千人因为感染非典而住进医院。两个多月后，疫情被扑灭，一些患者幸运地走出了医院。然而，几个月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再次在医院相遇，并有了一个新的名字——非典后遗症患者，他们的病症被称为“不死的癌症”。10年后的今天，他们依然没有走出非典的阴影——看病、上访、接受媒体采访、病友们偶尔团聚互相安慰，几乎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

    对于病情比较严重的非典后遗症患者来说，吃药和手术成了他们生活中的“家常便饭”。然而，由于他们只能依靠一两千块钱的退休金和困难补助生活，即使有医疗保险，看病也是一件难事。

　从2004年到现在，方渤陆续动过四五次手术，虽然政府报销了全部的手术费和医药费，但是每天一百多块钱的护理费用由他自己承担。“我们都是因病提前退休的。刚退休时退休金才六七百，最近几年涨到了两千左右。”方渤说，“钱攒不够，都看不了病，两千块钱的退休金还得吃饭，经不起折腾。”

　方渤的病友张文荣说，“政府就管治疗股骨头坏死和肺纤维化的费用，治疗其他的后遗症病症的费用都不给报。像我们这样的患者都是重度骨质疏松，骨头很脆，一扶墙手掌断了，一拉门肋骨断了。现在补钙，便宜的钙片不管用，贵的钙片吃不起。”

　2008年，北京红十字会向非典后遗症患者发放了生活困难补助，有工作的患者每人每年4000元，没有工作的患者每人每年8000元；2012年，补助金额分别提高到了4500元和9000元。但是，这笔补助金对于方渤等人来说，也只够支付一段时间的医药费和生活开支。

　随着时间的推移，方渤的情绪变得很不稳定。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一谈到自己的信访经历，方渤情绪就很激动，好几次因为说不出话来而中断了采访。

    随着媒体对非典后遗症患者报道的增多，社会上一些个人和团体开始关注和帮助这个特殊的人群。但是，当一些好心人士把钱汇给他们时，他们却花不了这些钱。

    2003年非典结束以后，北京市对非典捐助的款物做过审计，一共是7个多亿，花了5个多亿，还剩两个多亿，我们跟市政府提过这个事情，希望利用这部分钱，做一个非典基金，用于改善非典后遗症患者的健康状况和生活。

    记者查阅了北京市审计局网站，证实了方渤上述的数据。2003年9月3日，一份题为《北京市审计局公布全市防治非典社会捐赠款物管理使用情况》的公告中写道，“非典疫情发生后，市、区县两级捐赠中心和慈善协会、红十字会、卫生部门等，从4月21日接受第一笔捐赠至7月31日，累计接受捐赠款物77522万元，已分配使用54274万元，占70%，结存23248万元，结存的捐款已全部缴存各级财政专户，结存的物资在各接受部门存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