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器官捐献在中国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家庭也接受了器官捐献。这就促使了一个新的行业产生器官协调员。那么器官捐献协调员在整个器官捐献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今天的主人公就是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苗博

    苗博的工作就是为了千千万万个小林得以延续生命。

    “可器官捐献的工作进展缓慢。”苗博苦涩地说。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苗博和他的4名同事只成功参与了4例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工作。

    从2010年3月到今年3月，全国共完成器官捐献1611例，累计捐献器官4382个，挽救了4382个垂危的生命。尽管成绩斐然，但这对于全国每年近150万需要移植器官的病人来说，仍是杯水车薪。

    改变器官捐献的窘境，不仅有赖于相关部门尽快建立公开透明的器官分配体系，更需要扭转公众对器官捐献的认识误区。而这尚需全社会共同努力。

    在众多病人中，戴着口罩的小林引人注目，即使口罩遮住了嘴巴和鼻子，露在外面的一双大眼睛仍暴露了她的美丽。 为了维持生命，小林每周透析3次，每次要三四个小时。她年轻的生命被紧紧地绑在了透析室里。

    小林已经苦苦等待肾源10个多月了，还有许许多多和她一样患者，在遥遥无期中等待救命的器官移植。

   器官捐献是当一个人去世后，将其功能良好的器官或组织以自愿、无偿的方式捐献，用于救治因器官衰竭而需器官移植的患者，使其能够延续生命。

    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相关资料显示，美国等发达国家器官捐献的供需比是1：3，而我国是1：30。我国每年大约有30万器官衰竭患者，而仅有约1万名患者进行了器官移植手术。

    370名协调员中的一员

    让苗博坚持下来的动力，也是他当初选择加入这支队伍的原因。

    一年前，苗博还是海南省人民医院医疗安全管理办的一名工作人员。工作中，他常常听到这样一句话—“医生，我什么时候能等到器官？”这是透析室里那些面容黯淡、靠透析维持生命的病人最常问的。

    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苦苦的等待中离开了人世。

    这样的离去触动了苗博的心灵—“该怎么救他们？”2012年12月，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开展的第三年，苗博选择成为了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

    当时，作为全国仅有的370名协调员中的一员，苗博开心地在微信朋友圈里晒证书，没想到马上有朋友“泼冷水”—“劝别人捐器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吧？”“这件事儿很苦，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苗博不以为意。作为“协调员”，意味着他不需要向陌生人搭讪或游说，只有“潜在捐献者”明确表示了捐献意愿后，他才会介入。

    顽固观念阻碍发展 

    据海南省红十字会提供的资料显示，我国人体器官自愿捐献率仅0.6人/100万人，而西班牙是47人/100万人。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在海南省人民医院，苗博和他的4位同事一共只开展了10例潜在捐献者的劝说工作。

    “很多人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就直接打断或扭头就走。”去年，苗博好不容易才说动了一个潜在捐献者的丈夫同意捐献，可在询问潜在捐献者的母亲时，这位眼泪婆娑的老人态度坚决，“孩子是完整来的，也要完整地去！”

    在一项“您愿意在申领驾照时登记器官捐献吗”的网络问卷调查中，只有三成网友表示“愿意”。“死要全尸、入土为安”的传统观念，还在不少中国人的意识里存在—包括一些医生在内。

    这一切都让苗博感到迷茫和无力。

    当然，也有一些人认为，虽然亲人不可挽留离去了，但可以另一种方式活在这个世上。

    如今，苗博在这个岗位上走入了第三个年头。在他看来，器官协调员是一个能让“生命得以延续”的工作。然而，目前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仅有370名。这个数字意味着很多时候他们的工作还需要医院和普通大众更多支持和理解。同时，也需要一些专业人士，如心理医生等给予他们指导，让他们在与家属沟通时，能够更加专业、有效，同时也让自己能保持一个平稳和良好的心态。

    实际上，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每个人都有可能面对。据国家卫计委的资料显示，我国人体器官移植始于上世纪60年代，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目前年均器官移植手术不但在数量上仅次于美国，器官移植患者的年生存率也属全球领先水平。

    海南省人民医院肾内科副主任魏佳莉介绍，我国肝脏器官移植患者的一年生存率约为87%，三年生存率在80%左右，肾移植成功率更高。更多的器官捐献、移植，促进的是器官移植技术和生存率的提升，最终获益的是所有人。

    “等到公众对捐献器官的认识和对献血的认识一样时，我这个器官捐献协调员也就没这么费劲了，相信随着器官自动分配系统的运转，公众体会到了它的公正、透明，会让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受益者。”苗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