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是医学进步的驱动力，是提高医疗服务水平的技术保证。现阶段我国医疗科技创新行为还处于起步阶段，高新技术依赖“外援”的现实还未根本扭转。在今年的两会上，代表委员们纷纷呼吁，加大政府投入，制定引导政策，鼓励和支持我国医务人员开展自主创新。

　　好的创新技术难在临床应用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刘忠军对技术改进和创新的曲折之路有切身体会。他像我们介绍：近几年再生医学是研究的热点，其中骨科的3D打印金属内植入物是热点中的热点，然而就在这一项目的研发过程中，我国创新技术临床应用难的问题越发凸显。上颈椎肿瘤的彻底性切除是医学界公认的高水平手术，我们已掌握并改进了这项手术技术，并达到国际一流水准。我们设计出的定制化3D打印金属椎体可以取代以往相对落后的内植入物，使上颈椎内固定手术技术彻底改观，此项技术也获得了专利。遗憾的是，我国没有定制式医疗器械(植入物)的相关管理法规和申请途径，好的创新技术难以在临床上应用，导致这一国际领先的技术迟迟无法应用到普通患者身上。

　　刘忠军说，这一现状不改变，我国很难有自己的创新性技术和产品。相比之下，欧洲和美国对类似的定制式医疗器械均有相应的豁免政策，在保证安全和严格监管的情况下，允许医生将定制式医疗器械用于临床实践。而定制式医疗器械一旦被用于临床，经过开发，往往很快就可以形成系列产品。

　　目前我国在临床医学领域使用的大量材料和技术很多都来自国外。就骨科而言，绝大多数手术内植入物都是国外的设计和技术，多数骨科患者，尤其是手术患者，他们的医疗费用可能70%~80%用于内固定材料。大力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医疗内植入物，既有利于提高科研水平和医疗能力，也有利于降低医疗费用，是再生医学应用于临床医学的典范。

　　鼓励医生参与产品研发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心律失常诊治中心主任张澍用中美医生做了一个对比。

　　中国医生更关注临床诊疗，在技术研发上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不少医生缺乏创新意识，或因临床工作繁重而无暇进行技术创新。在美国医疗器械发明专利中，来自医生的发明专利约占20%，这些发明专利是医生在长年累月的临床经验中摸索产生的。张教授表示：医生是最应该参与产品的设计和研发的人，因为医生是真正知道临床最需要什么。

　　这些由医生发明的专利非常符合临床需求，美国医生将其专利授权给美国企业，由美国企业与临床医生携手将专利转化为产品。在美国相关专利政策的保护下，美国高附加值的医疗器械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而相比这下，我们在这方面做得非常不够，我国应该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民族医疗企业。但同时如果专利没有满足临床实际需求，便只是纸上谈兵，结果就是花费巨大的资金，开发出没有市场价值的产品，医生更多的参与产品研发将大幅度改善这一问题。

　　允许医生获取合理报酬

　　“中国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所积累的临床经验和病例数量在全球都处于领先位置，要实现创新的医疗器械产品研发，离不开这笔宝贵的财富。”张澍说，应建立医疗技术专利受益分配制度，即医生为专利所有人，企业需获取医生授权，医院收取合理的使用费。

　　他举例说，在美国，医生与企业在转化医学及创新产品上的合作非常紧密，而美国医生之所以有动力，除了个人学术地位外，还有合法的利益驱使。美国医生的发明专利属于个人，企业会主动寻求具有市场价值的医学技术专利，并向该医生申请授权，这样医生便能得到智力劳动报酬。而在中国，医生的发明专利被视为职务发明，医院拥有专利权，这不利于调动医生的积极性，应该允许医生以智力贡献获取合理报酬。

　　政府应给予更多支持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军区总医院副院长刘志红说，目前的医学研究，尤其是临床研究，科技经费投入仍然不够，资金缺口较大，“政府对医学科技、临床研究应给予更多的支持”。

　　刘志红说，“十二五”医学科技发展规划中战略性地提出建立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这是提升临床医学研究攻关能力、研究水平和转化效率，催生临床医学研究的重大创新成果，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举措。“在依托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组建的重大慢病协同研究网络的基础上，可考虑以设立慢病防控重大专项等方式予以支持，并以此带动我国医学科技创新体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