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家可在现场提供放疗、化疗及影像学服务的私营机构，笔者所在中心的开支及费用高于公立医院。起初令患者惊讶的是，在中国的这家自由经营的新机构中，什么东西，甚至于全血计数的价格都可以协商。中心的政策是，患者每次就诊及手术，包括每日一次的放疗时，必须预付费，且不予退还。

    Lucy Lu：我们中心的西方肿瘤科医生在做出治疗方案时，会把指南作为参考依据，而中国医师通常根本不看指南。比如，在降低脊髓或脑部伤处水肿时，西方已经使用地塞米松多年，而中国医生惯常使用的药物则是甘露醇，有时甚至每日使用，唯恐因地塞米松而出现不良事件报告。针对淋巴瘤患者使用阿霉素的情况也似乎也比较有限，这可能因为过度担心心脏病风险所致。西方肿瘤科医生与中国医生对输血标准的差异也是明显的。中国医生在患者血红蛋白不小于6.0 g的情况下，绝不会给患者输血，无论患者年龄或症状如何。而许多在西方医生看来比较简单的门诊手术在中国也变得复杂起来。

    中国的肿瘤科医生

    中国共约有8,000名注册肿瘤科医师，但知识面较为狭窄，如果遇到一个专业外的问题，比如乳腺癌或肺癌时，他们会措手不及。放疗、内科及肿瘤外科的医生互相视为竞争对手，而不认为是同行。治疗癌症患者取决于那个专业的医生首先接诊。外科医生和肿瘤放射科医生可以进行化疗。胸科医生和肿瘤内科医生常常不认同局部治疗是一种充分的疗法。对于存在上腔静脉阻塞的患者、脑转移或脊髓转移的患者以及病理分数不明的患者，仅需将化疗方案改变即可。转移性或IV期乳腺癌患者常通过双药及三药联合治疗方案治疗，似乎他们仅是早期患者，且极少考虑使用抗雌激素疗法。此外常见到的情况是，对于病理或影像学报告仅一看了事，而并不与病理医师或放射医师进行后续探讨。似乎他们缺乏综合肿瘤学概念的理解和应用。

    患者隐私

    实际上，在和一位患者交谈时，另一位患者或家属会侧耳倾听、打断谈话、发表意见甚至表示不同意见。在大型医院门诊诊室中，除医务人员外，还有三组人员：等候接诊的患者(肯定有人陪伴)；另一组等候接诊的患者；还有一组是之前曾经接诊过的患者。此外，还可能出现另外一组患者的代表，以窥视进展如何。总之，混乱程度无法形容。

    治疗的质量控制、药物开支及可用性

    中国患者购买的药物通常是最便宜的(如卡培他滨)，但中国或印度生产的药物质量实在不敢恭维，因为这些地方的质量控制措施聊胜于无。即使在公立医院里，抗癌药物也是价格不菲。因此，尽管可以买到诸多新型单克隆抗体药物和酪氨酸激酶抑制剂药物，但除有钱人以往，普罗大众根本无力承担。而对于包括拉帕替尼、氨柔比星、艾利布林和依维莫司在内的其他药物，则只能从邻近国家或香港搞到。由于放疗设备需要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为100例至140例患者提供治疗，因此即使想对放疗进行质量控制，其质量也令人堪忧。